第571 章 魏5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十二日，镇东大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声讨司马氏，二十五日，大将军司马师督师征讨淮南。经过几番激战，毌丘俭战死，文钦逃往孙吴，然而，司马师在这场战争中被文钦之子文鸯惊得眼球掉落，病上加病。“叛乱”平息不久，司马师在许昌已奄奄一息。他自料性命难保，就派人从洛阳叫来了司马昭，对他说：“我估计自己不行了，你接掌我的大将军印。”话未说完，司马师一命呜呼。消息传到宫中，曹髦大喜。他意识到这是夺权的好机会，于是一面下诏命司马昭留守许昌，让尚书傅嘏“率六军还京师”，一面着手筹划宫廷政变。不料，司马昭识破了曹髦的计策，他率领军队回到了洛阳。这样一来，曹髦的计划落了空。为避免引起更严重的祸乱，他只好接受既定事实，于二月初五封司马昭为大将军。从此，司马昭独掌大权。一次宝贵的翻身机会，就这样与曹髦失之交臂。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二月十二日，东吴大将孙峻率军号称十万开至寿春。镇东大将军诸葛诞率部迎击，斩杀吴左将军留赞，并将捷报送到京都。三月，册封皇后卞氏，大赦天下。四月三日，封皇后卞氏之父卞隆为列侯。二十三日，任命征南大将军王昶为骠骑将军。七月，任征东大将军胡遵为卫将军，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为征东大将军。[15]  八月二日，西蜀大将姜维率师进犯狄道，雍州刺史王经领兵在洮西迎战，大败，只好退守狄道城。二十三日，朝廷任命长水校尉邓艾代理安西将军，与征西将军陈泰联兵抗蜀。九月十九日，派太尉司马孚率精锐部队增援。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九月二十一日，曹髦学完《尚书》，对执经讲课的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人分别予以赏赐。二十五日，姜维引兵退回蜀地。十月，曹髦下诏说：“我由于年幼，仁德不足，不能遏止敌寇的暴虐，以致蜀贼进犯和洮西之败。将士们在此役阵亡者数以千计，或抛尸于疆场，冤魂难返；或战败被俘，流落于异域。念及于此，我深感悲痛，心中每每为阵亡将士们哀悼。现特令阵亡将士家庭所在各郡的典农和安抚夷二护军以及各部官员到他们家中去慰问，给予抚恤，免除其家庭一年的赋役。在战斗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者，按先例申报予以嘉奖，不得遗漏。”十一月二十七日，鉴于陇右四郡及金城等地连年兵灾，不少人叛逃到蜀地，留在本土的家人和亲戚又恐惧不安的情况，朝廷宣布对这些人一律赦免无罪。

十二月十六日，曹髦又下诏说：“数月前洮西大战的时候，我方将士有的英勇战死沙场，有的不甘被俘跳入洮水溺亡，其尸骨都无人收拾，弃于荒野。我常为这件事难过。今特告征西、安西两将军，各令部下到战场旧地和附近河道中清理寻找我方将士尸体，一一收殓安葬，以慰死者，以安生人。”

曹髦常与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大臣在太极东堂讲经宴筵并作文论，并称裴秀是“儒林丈人”，王沈是“文籍先生”，司马望和钟会各有名号。曹髦性急，请人前来就希望快点到达，因为司马望在宫外任职，就特地赐给他一辆追锋车和勇士五人，每当有集会，就奔驰而至。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二月丙辰日，曹髦在太极东堂宴请群臣，并和诸位儒生讨论夏少康与汉高祖刘邦的高下，最终定论以少康为优。[20]  一开始，曹髦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一起讲述礼典，说着便谈到了帝王优劣之差。曹髦仰慕姒少康，于是问荀顗等人：“夏已衰败，相被杀害，少康聚集夏的遗老遗少，光复禹的功绩；高祖在田地中超拔于众人，驱使豪杰俊才，消灭秦、项，包举宇内；这两位君主可以说都是有特殊才略的举世大贤。考察他们的功德，谁应该排在前面呢？”

荀顗等人回答：“那天下的镇国重器，是由王者接受天的授予，圣贤般的美德顺应时机，这样之后才能接受天命创立基业。至于承接前代的功业，重兴旧功绩，创造和因袭，难易是不同的。少康功德虽然美好，仍然是中兴之君，和汉世祖（光武帝刘秀）相提并论是可以的。至于说汉高祖，臣等认为他优于少康。”[

曹髦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功绩、德业、言论、行为，各有优劣短长，不一定创业之君都优秀、继任者全低劣。汤、武、高祖虽都是受命于天，贤圣之不同，我感到十分悬殊。少康和殷高宗（武丁）中兴的美好，夏启和周成王守文之兴盛，评定美德比较实绩，放到汉高祖那里去对照，我看到前者之长而未闻前者之短；只是前后两者遇到的时代不同，所以后人评定的功名殊异罢了。少康在国家灭亡后出生，身份降低为诸侯的奴隶，跋涉奔波四处逃难，仅仅保全了自己，（但之后）能够布施德行大用谋略，最终灭浇于过、灭豷于戈，成功恢复了大禹的功业，祭祀夏祖并在祭天时以祖先配祭，不丧失旧物，不是极大的美德极广的仁义，岂能建立这样的功勋？汉高祖趁着秦朝土崩瓦解的态势，倚仗一时的权术，单纯凭借智谋和武力来成就功业，一举一动，大多违反了圣人的法度；作为人家的儿子却多次使父亲处于危险中，作为君主却将贤明的宰相囚禁，作为父亲却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儿子；去世之后，国家几乎灭亡。他如果和少康互换所处的时代，也许不能复兴大禹的功业。由此说开去，应该以夏少康为高而认为刘邦位居其下。各位爱卿细细讨论一下。”

第二天是丁巳日，课业已经讲授完毕，荀顗、袁亮等人说：“上古三代封邦建国，分裂国土来治国，到它们衰败的时候，没有土崩瓦解的态势，可以用道德怀柔天下，不能用武力征服天下。等到战国，弱肉强食，远离道德专凭智谋武力，所以秦衰颓时可以用武力争天下。少康布施德行，是仁者中的英杰；高祖凭借武力，是智者中的豪杰。仁与智不同，两位君主自然大相径庭。《诗经》《书经》中述说殷中宗和殷高宗，都列于大雅；少康功绩美行超过了二宗，列在大雅是明确的。少康更优秀，应当像您说的那样。”

崔赞、钟毓、虞松等人议论道：“少康虽然积累了仁德，但向上承蒙了大禹遗留下的恩泽和幸福，在内有虞、仍的援助，在外有靡、艾的帮助。寒浞邪恶，不对百姓施行德政，浇、豷没有亲近之人，外部内部都抛弃了他们。因此少康拥有了国家，是有可供凭借的条件的。至于说汉高祖，从布衣百姓间兴起，率领乌合之众，来成就了帝王的功业。评定德行那么少康更优秀，考核功绩那么汉高祖更胜一筹，说凭借的本钱那么少康处境较易，比较时代那么汉高祖更难。”

曹髦说：“诸位爱卿评论说少康凭借已有的本钱，高祖则从无到有进行创造，的确如此。但各位不知道上古三代，凭借仁德勋业成事是那样艰难；秦项之际，凭借武力成就功业成就功业是那样容易。况且最上等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汉高祖功劳高，但比不上少康的盛德普照。况且仁者一定有勇气，诛杀暴君必须动用武力，少康武功的辉煌，难道一定不如汉高祖吗？只是夏代古书散佚，旧时的文字缺失，所以丰功伟绩缺失无载，只有伍员粗略陈述了大概情况，他说恢复夏禹的功绩，不丧失旧物，效法祖先圣业，旧时的好章程不弄错，不是有才有德的全才，谁能和他相提并论？假使让三坟五典都留下来，少康的行为详细记载下来，难道还会有异议吗？”

说到这，大臣们都心服口服。中书令虞松上前说：“少康的事，离当代很久远了，相关古文无人了解，因此从古至今，评论家们没有谈到的，嘉言懿德隐没不见。您既然用心以古为鉴，贯通古今，又说出善言，赞扬凸显少康的杰出，使他的光彩在历史长河中闪耀，应该记下您的话成为文章，永远垂范后人。”

曹髦说：“我学识不广博，了解得浅薄狭隘，害怕自己说得不对；纵使有值得采纳的地方、料事能与实际相符，仍不值得重视。加以记载，只怕会在后世贤达中招来笑话，显出我的愚笨吧！”因此侍郎钟会退下后才评定编次记载下来。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四月十日，曹髦来到太学，问学者们：“古代的圣人得神明之助，观天理，察人世，因而推演出阴阳八卦；后来的圣贤进而发展成六十四卦，又推衍出数量繁多的爻，凡天地间之大义，无所不备。但那部书的名称却前后不一，夏时称《连山》，殷代称《归藏》，周朝又称《周易》。《易经》这部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易博士淳于俊回答说：“远古时代伏羲氏依据燧皇之图而创八卦，神农氏又将其演进为六十四卦。此后的黄帝、尧帝、舜帝又各有变动，三代都依据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对它进行补充完善。故‘易’者，即交易也。把它称为《连山》，是形容它好似大山吞吐云气，连接天地；把它称作《归藏》，意思是说天下万事莫不隐于其中。”

曹髦又问：“如果说是伏羲氏根据燧皇的图案而创立《易经》，那孔子为何不说燧人氏之后的伏羲作《易经》呢？”淳于俊答不出来了。[30]  曹髦进而问：“孔子为《易经》作传（《彖传》《象传》共十篇），郑玄为《易经》作经注，虽然他们是不同时代的圣贤，但对《易经》经义的解释是相同的。如今孔子的《彖传》《象传》，不和《易经》的正文放在一起，而是与郑玄的注文连为一体，这又是什么原因？”淳于俊说：“郑玄把孔子的传和自己的注文合在一起，大概是便于学习《易经》者明白好懂。”

曹髦问：“说郑玄把传和注结合起来是为方便和理解《易经》，那在他之前的孔子为何不把他的传与文王所作的《易经》合在一起呢？”淳于俊答：“孔子担心把他的传和《易经》合在一起会引起混淆，所以没那样做。这说明圣人是以不合表谦虚。”

曹髦问：“如果说圣人以不合表谦虚，那郑玄为何独独不谦虚呢？”淳于俊说：“古代经典意义弘深，圣上您所问的又如此深奥玄远，不是臣下我所能解释清楚的。”

曹髦又问：“《易经》中《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而治天下。’远古伏羲、神农之世人们还不曾有衣裳，圣人以德教化天下，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淳于俊回答：“远古三皇时代，世上人少而禽兽多，所以得到的兽皮羽毛就足够人们穿用了。到了皇帝时代，变得人多而兽少，人们只好制作衣裳以根据不同季节穿用。”曹髦再问道：“在《易经》中乾代表天，而复为金、为玉、为老马，这不是说又和微小的东西一样了吗？”淳于俊说：“圣人取其意象，故有时可远，有时也可近。近者取眼前的各种东西，远者则取天地。”[

讲完《易经》，曹髦又命学者们讲《尚书》。他问道：“郑玄说：‘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说：‘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三种意思并不相同，哪一个才算是正确的呢？”[35]  博士庾峻答：“先儒的说法，各有其侧重之点。我们作臣子的不好说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然而《洪范》篇说：‘三人占卜，从两个人的说法。’既然贾、马与王肃等人都以为‘顺考古道’为是，那按《洪范》的说法，应以王肃的说法为优。”

曹髦又问：“孔子说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所以至善至美，在于他顺应和参照天意，遵循古代的做法，并不是尧的目的。现在我们探究其含义以明确尧帝的圣德，舍其大而言其小，这可以说是作者的意思吗？”庾峻答：“臣只是遵奉老师教过的说法，不能理解更深的含义。至于两种说法如何统一起来，还取决于圣上自己的判断。”

接着又谈起尧舜时代四岳举鲧之事。曹髦问：“作为圣贤的君主，应德才兼备，公正无私，明察秋毫。今王肃说：‘由于尧不了解鲧，所以对他加以试用。’如此说来，圣人在观察人物、考虑问题上也有不足的地方，是不是？”庾峻回答：“虽然圣人的贤明非常人可比，但他们毕竟也有自己的局限。所以禹这样说：善于识人者是哲人，但对帝王来说办好这件事是很困难的。但尧帝最终仍改正了自己用人的失误，将自己的帝位传给了舜，所以他不愧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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